万湖会议

德国二战电影《万湖会议》根据真实历史改编，是根据一次会议纪要编写的剧本，反映的是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将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大规模清除掉。万湖会议是制定一个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计划，导致1945年二战结束时，有超过600万人因这场会议的决议丧生。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过质疑，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是每个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以往历史的错和对负责。看这部电影要有耐心，因为所有场景就只有一间会议室，所有情节都是靠靠台词对话推进，很容易枯燥乏味，但是看进去了或者了解官场会议机制就会不寒而栗，通过所谓合乎程序的系统机制管理运作讨论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推行反人类的灭绝政策，这就是官僚行政系统的例行会议和其背后的体制可怕之处。很多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也是不是就是这样冠冕堂皇出台的，而出台的政策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草民就不是会议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说考虑的，虽然他们嘴上都是说为大局为大家。

电影《十二怒汉》和《万湖会议》，三一律（空间统一，时间统一，事件统一）的古典故事结构，一个让人愤怒，一个让人不寒而栗。

1957年，年轻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受到当时的舞台和电影红星亨利方达邀请，导演了12个陪审员讨论少年弑父案件的电影。

这部除了头尾之外，所有场景集中在会议室里的《十二怒汉》，获得同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奖。之后，这部影片被改编成舞台剧，还陆续被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翻拍。

1942年的1月20日，德国的国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召集了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柏林近郊万湖这个地方，开会讨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

「万湖会议」只花了85分鐘，就决定好抓捕，运输，执行的基本原则。1984年德国先拍了同名电影，片场就是85分钟，除了头尾，所有场景都在会议室里。

2001年，肯尼思·布拉纳饰演海德里希的英国电影版本叫《阴谋》。今年年初，德国拍摄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三个电影版本。

有抖包袱也有托，精采无比

《十二怒汉》的故事发生在夏天，最后决定少年无罪。《万湖会议》的季节发生在冬季，最本来就被认定天生有罪的人，全部都得被最后处理。

陪审员为什么会变成「怒汉」呢？我們邊看也邊發現，我们的愤怒也在加温。因为，少年被定罪的基础根本就建立在偏见之上。

《万湖会议》为什么可以这么高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元首已经射出的箭必须正中红心，大家只是各自使力让标靶摆对位置。

12个陪审员，每个人都被设定特质，并做出相对应的动作跟神情。有人整理出来：

1号懦弱伪善，2号难以捉摸，3号私情浓烈，4号谨言慎行，5号内敛同情，6号落落大方，7号混头混脑，8号正义绅士，9号外柔内刚，10号狂躁激动，11号振振有词，12号左摇右摆。

首映50年后发行的《超出合理怀疑：十二怒汉的制作》纪录片，让我们发现全片竟然只用了不到35万美金预算，在19天内拍完。

《十二怒汉》里的长长台词，有抖包袱也有托，彼此攻防，精采无比。

到了真实历史事件的《万湖会议》，会议室里的14个人也你来我往，不同的是，我们看完之后不是愤怒而是不寒而栗。

戏剧张力跟演员魅力，俱全

外交部希望命令不能挑战法律，内政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的区分要明确，波兰等地来的军官则觉得文职人员只是在发表没有建设性的看法。

负责执行的艾希曼（就是《平庸之恶》的那位），是会议的资料提供与汇整者。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

最新版的《万湖会议》跟另外两部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看到做出结论的海德里希，如何彬彬有礼，如何不威而怒。其他人各有盘算，却都高效。

在这两个「三一律」（空间统一，时间统一，事件统一）故事里，十二个人决定了一个人的自由，十四个人决定了六百万人的命运。

不管导演用的是特写，近景或中景的交替拍摄，都让演员跟故事一气呵成的完成精采的演出。

所谓的戏剧张力跟演员魅力，俱全。所谓的细思极恐跟后怕，都在。

万湖会议

会前几个细节，供大家琢磨

1。盖世太保Heinrich Karl 处长和他的同僚盖世太保Karl Schongarth 副处长，一起坐车来到湖边别墅。下车后，处长走前面，副处长走后面，进了别墅，处长让副处先去和政府官员国务秘书们聊会天，并注意分寸感。处长自己去找犹太人事务办公室的Adolf Eichmann（讲解地图者，和女速记员坐一起的）了解座位安排。。。

盖世太保的局长开会，盖世太保的处长找主任看看会场布置情况，很妥帖步骤。

2。Heinrich Karl 处长调整座位，他先对Otto Hofmann中将的位置安排表示同意，因为禿老头是在场第二高的军衔，他自己则坐在局长的右手。

3。然后Heinrich Karl处长调整了Alfred Meyer的位置，让东方大区的长官，离远一点。可是临到开会的时候，大区长官Alfred mayer，又把波兰总督的代表Schongowth，踢回了中间位置。他Mayer，才是帝国东部的头马，盖世太保懂个屁。

4。而盖世太保副处长Karl Schongarth那里，政府大佬们根本不想和盖世太保进行对话，他们在讨论空战英雄莫名其妙坐飞机死亡和帝国元帅冬天跑步引发心脏病而死，最后外交部那位，还让副处长确认一下战况，复活节前应该拿下莫斯科。三位政府大佬分别是：Neumann（戈林手下、四年计划专项办公室。）Freisler（司法部。）Georg Leibbrandt （外交部行政秘书长 ，开会前单独向海因里希局长汇报工作的那位）。。。之后剧情中，讨论执法队道德问题的Wilhelm Kritzinger（总理办公室的副秘书长）还没到。。。而引发半血犹太争论，剧情小高潮的内政次长Stuckart，也还没来，住的越近，来得越晚，他家就在隔壁，后被处长嘲笑是不是想骑自行车过来。。（湖边的都是老钱💰，副部长本人是魏玛政府高升的官）

5。盖世太保副处长和这群国务秘书聊不到一块儿，就到花园里和拉脱维亚回来的Rudolf Lange 少校一起抽烟打屁。片尾副处长介绍少校，柏林还有些好玩且安全的地方，拉脱维亚的少校笑着接受了邀请。

6。内政部次长stuckart生了孩子，盖世太保Heinrich处长先上去恭喜，但被stuckart反手一句，你们（盖世太保）的消息，总是最快的。

整个影片细节拉满，合适看第二遍。比英国人那个版本要更加德国

英国版本，怎么说呢，是的部长里那种阁僚味道，还有点丘吉尔首相的世家公子味。

Heinrich Karl SS少将 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盖世太保

Karl Schongarth SS准将 中央保安局四处副处长，盖世太保

Adolf Eichmann SS中校 犹太人事务办公室，盖世太保

Otto Hofmann SS中将 中央种族和移民局局长

Alfred Meyer 文职 政府国会秘书长

Rudolf Lange SS少校 驻拉托维亚特遣队，盖世太保

《万湖会议》看完有三个感受。

第一是关于艾希曼的形象问题。汉娜阿伦特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听从指令而失去自我分辨力的平庸的官员，由此推出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概念。这当然是一个有创见的想法，引发的讨论如“平庸的低职级人员是否要履行违反良知、人道主义的职责”对当下十分有警醒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艾希曼本身真的可算“平庸”吗？有许多学者也质疑，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举止是否是一种自我保护呢？他内心其实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暂且不论内心是否反犹，他作为纳粹的犹太人事务负责人、签字人，不可能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影片《万湖会议》中，艾希曼也的确被塑造为一个出色的、执行力超强的官员。他虽然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不像其他人有清晰的狂热或是傲慢的性格特点，而是冷静有力又准确地回应着提问，以详实的数字和材料向与会人员做着汇报，看似是个很优秀的秘书人才，然而，你也会发现，他对自身的工作是极赋主动性、创造性的。他的身心参与着这项工作，为万湖会议的落实做了极佳的准备。如何能说他是“平庸”或“被动”呢？这是《万湖会议》带给我的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思考如果联系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来看，会更有体会。《万湖会议》中你会看到纳粹是一个具备现代官僚层级体系的组织，非常严密，各有分工。每个人只关心自己份内的事，比如军工代表关心犹太军工人才如何处置的；地方官关心自己的地盘如何安置处理犹太人；法律专员则关心混血犹太人算不算犹太人的问题……却没有人在关心犹太人的整体命运。他们就像是机器上一颗无情的螺丝，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执行的实操问题，而不会对上级质疑任务的意义。

并且，层级的设置也消解了屠杀犹太人的负罪感。正如鲍曼所说，上级觉得自己只是议定了策略没有直接执行“特殊处理”而减轻了罪恶感。层级末端执行射杀的军人虽然嘴上强硬，但还是被“周全”考虑了心理建设问题，而被把射杀改成了毒气室，执行人只需运送犹太人，或打开一个开关，并不直接见到血腥场面，也由此减弱了罪恶感。浩大的屠杀工程被分解成一个个部件，由链条上不同的人员分别执行，避免了人道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屠杀方式，也消解了来自犹太人的反抗意识。纳粹以登记财产等掩人耳目的方式，让犹太人在被转移过程中留有一些秩序感，避免了骚乱。循序渐进的驱逐、转移、收容和最终的“特殊处理”方案，弱化了犹太人的强烈恐惧，在现代性的步骤感、秩序感中，留有一丁点的“安全感”，由此肢解了群体反抗的可能。

再有，现代性意识也和屠杀犹太人的起源有关。仅仅是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并不能解释计划屠杀全欧洲范围的另一个民族的疯狂念头。只有在现代理性的逻辑之下，将世界看作一个花园，而犹太人被看作杂草和污秽应当被修剪和处理掉，才能给屠杀以类似园丁裁剪花园般的“合法性”。犹太人在欧洲或许因为贸易商贩上的一些原因，历史上曾经不受欢迎过，纳粹甚至声称“战争是对犹太人伤害了我们的反击”。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和影片《万湖会议》则一同警示了人们，追求整齐划一的高素质群体，是一条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任何对所谓“美好世界”、“乌托邦”的向往的革命口号和大规模行动，都值得怀疑和警惕。参差多元才是世界本态，要容许有你讨厌的人存在。

《万湖会议》虽然不是情节型电影，却有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在悬念：这些人究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有一位参与过一战的年长者以极其委婉的方式表示了反对，他说道：“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已经结束了，但我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如何面对做了这些事之后的创伤，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如何持续？”但是有意思的是会议主导者海因里希在片末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微妙的话：“把会议记录都发给他们，谁都别说自己不知情！”

——他仅存的人类意识使他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不过被蓬勃的权力野心和狂妄的民族主义遮蔽得只剩一句半玩笑了。

1.从西到东进行梳理，将犹太人集中到东部集中营。军事斗争和种族斗争是一体两面。

2. 为什么要签资产放弃表？ 因为离境并不是自愿的，履行手续会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走好程序的意义，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仍怀有秩序感。

3. 谁有用、谁就留下来。

4.大多数犹太人从事的是贸易或私营业而不是体力劳动。

5.副总指挥好会拔高问题，画大饼，会讲话，不愧为大领导。

6.针对二分之一犹太血统，施图卡特博士只能想出绝育的办法了，说他稍微有点仁慈吧、但又同意灭犹。

7.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8.奥斯维辛毒气室焚烧炉都听过看过类似电影，却不知道幕后是这样计划安排的。

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了一场会议。会议主持人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参会共有14个人，份量不同，所以态度也各自不同。电影《万湖会议》便是根据这场会议的记录改编而来。整部电影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开会，大致的流程也基本都是会议发起人提出议题，其他参会人分别阐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然后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全程几乎没有废话、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没有拆台，没有与议题无关的扯淡，连沟通感情的闲聊都不在会议室里进行，整个过程堪称是一次职场会议的教科书式演绎。

这种专业高效是很让人信服，但如果你知道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灭绝1100万犹太人的时候，恐怕就只会觉得毛骨悚然了吧！所谓草芥人命大致也就是这样了。

确实，正是由于这次高效的计划，直接导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超过600万犹太人的丧生。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各种技术问题、成本问题、代价问题，进而是各自部门的责任边界问题和如何协作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总议题提出过质疑，于是，一个历史悲剧就被推导了出来，并顺利的落实了下去。

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的电影，因为会议室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场景，所有情节都是靠台词对话来推进，但如果看进去就会发现，这就是官僚制的特点：客观、冷静、清晰的程序意识，明确的边界与对应的协调机制。谈笑间，上百万人就要流离失所，进而被从物理上清除。这些纳粹精英们以高度抽象的讨论方式将一系列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冠冕堂皇地抛了出来，让人想到的就是那句：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万个人就只是数字。

只要离得够远，做什么样的决策都不会有负担。

会议过程中，外交部的代表希望命令不要挑战法律，需要进行更细致的修订；内政部的代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如何区分要明确；其他还涉及如何安排犹太人集中、需要怎么安排车辆和交通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可以更“高效”的进行批量化处理，后续的尸体如何处理以及焚尸炉的的效能和需要扩产的规模等等。之所以选择集中营和毒气，只是因为经过计算发现比子弹的成本更低，甚至他们还认真讨论了每天处理那么多尸体可能对相应德国士兵带来的心理影响和应对措施……诸如此类的提议和讨论，基于一个已经默认的共识——犹太人必须被消灭。

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元首提出来的，元首一定是正确的，这就是会议必须接受的总前提，也是现代官僚制度常常存在的问题——只关心“怎么办”和“是什么”，不思考“为什么”。而很多“人祸”的发生，就出在“为什么”的缺失上——不再追究意义，一味强调行动。所谓平庸之恶，便是自上而下对“为什么”进行阉割，把人变成执行命令的机器。

这是一场执行会议的重新演绎，是一段真实历史的缩影。与之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而将注意力放到还原会议场景，确实是一个很独到的视角。

于是，值得反思的不止是那一段历史，还有官僚制度所形成的平庸之恶——只有效率、利害、得失，没有效果、善恶、对错。唯有对意义的思考和突破，才能为这样的制度注入人性，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注射器的独特作用。

那么，不妨问一下，你会用这支注射器吗？还是已经习惯被注入了各种宏大叙事和伟光正的概念呢？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的《万湖会议》，曾先后经历过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84年的德版因为年代久远一直默默无闻，真正让其为公众熟知的版本来自01年的英美翻拍。

时隔20年后，德国人再次将这场臭名昭著的会议搬上电视荧幕（新版为电视电影），凭借对事件事无巨细的还原，影片再次于看似波澜不惊的叙事中，向世人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滔天罪行。

故事起源于柏林西南部的一处郊区别墅，这栋别墅原本隶属一家制药厂，后几经易手，于二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的休养所。

前来参加万湖会议的德国官员，除了有当时负责主持会议的党卫队上将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外，还包括在东线执行犹太人清除计划的纳粹高级将领若干，以及在国内司法部担任要职的文职官员。

了解这场会议核心议题的人心知肚明，它的召开牵扯到1100万犹太人的性命，此后，纳粹德国将对他们进行批量化集体大屠杀。

不过出于行政和国际影响层面的考虑，当权者并不打算对计划做过分露骨的表述，而采用所谓的“官方用语”加以漂白。

于是，当这场涉及种族清洗的邪恶计划经文书一番修饰过后，就成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要讨论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不容易，因为首先从技术层面而言，要完成如此浩大的灭绝计划，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考虑到万户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在1942年1月，此时美军已经就珍珠港事件对轴心国宣战，德国东线也面临苏联方面的军事压力（列宁格勒保卫战后，苏方由守转攻），战略物资调配牵扯的运时运力问题，让德军再无更多精力顾及对犹太人的清算。

更不消说，这批等待“处理”的犹太人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德国内部。

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视角，去详细审视纳粹德国在种族清洗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关乎人道及伦理层面，还涉及非常复杂的血缘及历史问题。

因为移民的关系，定居德国的犹太人已经与日耳曼民族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就包括联姻。

混血的出现，让当时的德国境内已涌现不少拥有1/2或1/4血统犹太人，按照法律规定，这批人并不在政府的清洗名单中。

一来是因为他们和纯种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沾亲带故，二来则因为当中有一部分人正在纳粹军队服役。另外别忘了曾在一战为国出征的老兵，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拥有犹太血统。

如何处理这部分人，成为清洗计划里异常棘手的一部分，一旦管理不当，搞不好会造成内部局势紊乱，形成不必要的恐慌和反抗。

所以在高层的提议下，德裔犹太人并未被批量送往环境恶劣的东方集中营，而采用新办法，要求对本国犹太老兵进行国内集中隔离的同时，对正在服役的犹太裔军人，采取强制绝育的办法，形成有效的种族净化。

如此一来，既解决了战时的运力问题，又能长远杜绝联姻带来的基因池污染。

讽刺的是，贡献这条提案的官员不是身处灭绝前线的一线军官，反倒来自看似文弱的文职人员，而他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身为执法者的尊严（反对者认为对犹太血统的彻底根除，将影响否定这项提议的法典合法性）……

在这套尊严面前，犹太人的性命是可以被交换，甚至可以讨价还价的。不光执法人员拿犹太人的性命维护自己那可笑的职业尊严，一线军官也在为到底该先处理积压在东线的犹太人，还是从西线运输过去的犹太人下手争得面红耳赤。

这类争执的重点永远不在于犹太人的性命，而在于如何更高效地提高灭绝后者的效率。虽然大家在对待灭绝程序存在分歧，但争论的方式，总是以漫不经心的语调展开，看得旁观者不寒而栗。

当个体尊严和价值无限让度于独裁统治，迎接个体的，只会是越发得寸进尺的压迫和剥削。让人绝望的是，面对威权的压迫，大部分受害人除了被迫接受即将到来的命运，别无他法。

于是，执掌他人命运之轮的一方得以随心颠倒黑白，将恶行合法化，并罔顾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的人伦与道德，成为极恶之道的代言人，肆意玩弄着是非曲直。

有关这种恶的表现形式，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平庸之恶的表述中，曾有过非常深刻的见解。

对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平庸之恶的出现当然百害而无一利。但对归附于不道德体制的个体而言，ta总能凭借体制赋予自身的他者化冷漠，形成某种程度的自圆其说，而解除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反思。

万湖会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在这场针对犹太民族的集体审判中，握有生杀大权且自诩正义的一方，罔顾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理，擅自对另一方发动圣战式的毁灭清洗，整个会议期间，人们谈论起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仿佛那只是某种无关痛痒的任务，而并未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算入其中。

当漠视少数人生命的思维被一个民族普遍接受并被认同，迎接被制裁一方的，将是彻底的人道灾难——各大集中营的毒气室，最终成为这场灾难的历史见证。

时至今日，《万湖会议》再度翻拍的意义，不光是为了提醒着我们那些发生在历史中惨绝人寰的事件，都是如何被策划并被顺利执行的。它同时让我们目睹了人性可以在缺乏道德约束的环境下糜烂到何种地步，并警示着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但电影能发挥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随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欧洲右翼势力与民粹的抬头，历史似乎正在以某种讽刺的方式“重演”。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当潘多拉之盒重新被打开，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而那些未知，将交由时间给出答案。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