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沙尔·贾法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悲愤演讲，令人印象深刻。是这个演讲的传播，让我知道了一部中国电影《我的1919》。

现实中，巴沙尔·贾法里的演讲，没能避免美英法等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电影里，顾维钧等中国代表的努力，也没有换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应得的基本权益。一直以来，某些霸权国家，只信奉森林法则，弱肉强食。

义愤填膺的巴沙尔·贾法里

在外交上，弱国即使有合理的请求，也常因强国的利益而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就常常出现在弱国的合理请求失败之后。这种无可奈何，让人觉得，弱国在外交上的发声没有了意义。

但我认为，面对强国，弱国更需勇敢发声。只有这种发声，才能让外界人士知道，某些强国行为的不公正、不正义，也才能激发本国人民对这种不公的反抗斗志。

191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历史上，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面对列强的枪炮不断妥协的屈辱史，而现代史是中国不畏外国列强，付出鲜血和生命获得最终胜利的反抗史。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的签字，就是反抗外国列强的第一枪。

顾维钧和中国外交总长

电影《我的1919》，以巴黎和会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的视角来讲述。那一年，中国虽然是战胜国，虽然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孱弱的国力和长期遭受外国剥削的现状，标识出中国无疑是一个挨欺负的弱国。

顾维钧刚到法国，作为外国使节的他，就被一群伤残的法国兵痞殴打了。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升旗仪式上，中国代表们都穿上了特色的汉装，而迟到的顾维钧被迫以衣裳破烂的伤痕之姿出现在了现场。更为不幸的是，原本已经确定的五个中国代表名额，被临时告知减少到了两个。这些下马威和临时的变故，昭示出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在此次和会上维护中国应得利益的艰难。

在同一年的巴黎，还有一群旅居在此的华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用自己的方法维护着中国的基本利益。组织工人积极反抗的肖克俭，就是那群华人中的典型代表。即使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妻子，也没让肖克俭放松他的斗争。

这些寻找中国出路的先烈们，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奉献着青春。

即使展示了真实，也未能赢得尊重和合法利益

巴黎和会进行中，大会组织方故意将中国代表的发言准备时间缩短至一小时。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顾维钧用简明的道理和详尽的事实，揭露了日本的阴谋，表达了中国的合理请求，赢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大众讨论。也是因这段演讲带来的强烈反响，给中国争取的基本合法权益带来了一线转机。

但外交成果的取得，除了与外交官现场的机敏应对有关外，更需要国家的实力做支撑。很显然，那个年代的中国，实力远远不够。

面对国内软弱政府一封封催促签字的电报，面对国内拒绝签字的汹涌民意，面对巴黎华人发出的死亡威胁，面对无法接受的丧权辱国条约，电影中拥有现场决定权的中国外交总长崩溃了。当他和顾维钧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为自己选择离开巴黎的决定留下了眼泪，顾维钧也只能流着泪无奈的说出，还有机会再争取。那个晚归的夜，外交乏力的现状，让顾维钧无法与愤怒的旅法华人正常沟通，幸好有那个法国女人的猎枪阻止了愤怒华人的殴打。

为了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不公正事件的关注，肖克俭用自焚的方式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在巴黎和会的签字现场，顾维钧在阐明了中国立场后，拒绝了签字。

为自己国家奋斗的叙利亚军民

中国第一次在不平等文件上拒绝签字的举动，虽然没有在当时捍卫住中国的基本合法权益。不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

想想，叙利亚大使巴沙尔·贾法里的演讲，虽没能避免叙利亚遭受美英法的打击。但可以肯定，他的讲话一定能引起更多外界人士对叙利亚真相的探寻，并激励受苦难的叙利亚人民，促使他们为最终的胜利付出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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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9

今天，在中美外交谈判桌上 杨洁篪主任对着美国务卿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而1919的顾维钧先生，满腔的热血被现实痛击，在巴黎和会上连维护国家的基本权利也没有，他说：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是的，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1840年到今天，东方的太阳已经升起了，181年忍耐的苦痛已经够了，新一代的国人必然会昂首挺胸、自信地坚定地走向未来。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而是事件被讲述的年代……它代表了面对当前纷纭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尊重世界各个民族，也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尊严……”[1]这部电影拍摄本身之目的，即包含着对于当代民族情感的表达，而并非是描述历史本身。“艺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当今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往日，我们回顾这部电影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民族情感的宣泄，而是将其中成功的部分抽离出来，借鉴到当今的文艺作品创作中，同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

这部电影是一个“命题作文”，是“五四”运动的献礼之作。从这个角度上，这部作品是极其成功的，它出人意料的将叙述的视角放在了当时并不为公众熟知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身上。两位编剧直言：“我们一直希望突破一种意识形态讲述历史的模式。只要公正客观，任何人都可以是历史的讲述者。”[2]在选材上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电影。

但某种意义上，电影中的顾维钧并非如编剧所言，是单纯的“历史的讲述者”。而是被理想化的“历史的创造者”，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顾维钧确有贡献，这种贡献是在代表团内外交困之际，挑起重担。而非一味表现出强硬。

这种“理想化”贯穿了整部电影，表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只表现顾维钧在外交中的强硬态度，却没有表现在场各国的实际利益冲突。给了观众这样一种误解：只要腰杆硬起来，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忽略国家关系博弈的做法，同时也造成了戏剧矛盾的弱化。

但实际的历史之中，矛盾比之电影更加丰富。代表团实际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于外，政府不愿承担签字的责任，并不给出明确指示（事实上国内还发生了内阁的更迭）。而国内舆论对这一外交失败导致了群情激愤，实际上不签字需要勇气，签字则更要有身败名裂的准备。

而代表团内部，各个外交官之间的意见本来就有分歧，更何况代表团内部本身包含着南北两个政府的代表，立场也有所不同。在临近签字仪式的时候，整个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房，不在掌管代表团的事务了。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肩负起了最后的外交努力。

而在电影之中，冲突过于单一。尽管有一定的气氛渲染，但是仍然使观众觉得顾维钧等外交官做出决定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这在事实上弱化了戏剧冲突。而“顾维钧演讲，各国首脑称赞”这样的桥段，更是让如今的观众更觉得尴尬，也弱化了电影的真实感。

说到这里却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一部电影——《至暗时刻》。整部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其中戏剧冲突表现的很好。那如今的高水平电影与90年代末不成熟的国产电影比较自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的比较更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缺失的是什么，需要补足的是什么。在《至暗时刻》中，整部电影的场景很少，但电影的光影随着丘吉尔的不断矛盾的心境在变换，最终，电影结束于丘吉尔自身重拾了信心，他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讲——“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投降”。《我的1919》中同样场景不多，但戏剧矛盾却浮于表层。

这种理想化也一直贯穿至电影结束，编剧虚构了顾维钧在签约仪式上的演讲，并将电影结束于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记述：“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拒签被认为伟大的目标，而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人，也被理想化为一个“完人”。正如邓野所强调的，“历史是多种矛盾、各种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总和，而不是单方面意志的结果。”[3]电影中的顾维钧更应该回归一个“历史的讲述者“，而非一个理想中的”历史的创造者“。

[1] 胡克. 《我的1919》剧作评析[J]. 当代电影, 2000(2):5-7.

[2] 黄丹, 唐娄彝. 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剧本创作谈[J]. 电影艺术, 1999(6):12-32.

[3] 邓野.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86(2):131-14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于1919年在巴黎召开了大会，这次会议本应是全世界各国一同协商建立和平新世界的大好机会，却被以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为首的列强阴谋篡改为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一战期间贡献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劳工，这些中国劳工远赴欧洲，在那里他们有效地支援了各国的工作，给一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些，却被日本代表称之为“中国在一战期间毫无贡献，未派一兵一卒”。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顾维钧怒不可遏的对日本代表予以驳斥，赢得了在场众人的掌声，而日本代表也被说的哑口无言。

顾维钧于1888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内阁秘书、外交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务，后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被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现的两个半外交家中的半个，另外两个是“李鸿章”和“周恩来”。

弱国无外交，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虽然同样是战胜国，却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最终也没有在会议上保住中国的山东。随后，国内因此而爆发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不可遗忘，当时的屈辱我们不可遗忘，2018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紧急会议，当时，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在会上怒斥美国以谎言为由发动侵略战争，但他发言一开始，美英代表就纷纷离席，叙利亚外交官会后无奈的坐在大厅的一角，这一幕与我们当时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多么的相似。庆幸的是，我们的祖国已经强大起来了，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以前那样任意践踏我们国家的尊严。

叙利亚外交官

青年同学们，五四运动虽然过去了100年，但是我们国家仍然需要继续砥砺前行，不能为一时取得的成绩而止步，而国家的希望在于青年，在于各位同学，我们的国家有西北的荒漠要治理，有东北的经济需要振兴，有南海的主权需要维护，有滇桂黔需要发展，有宝岛台湾需要回归……所以，我们的国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希望我们能够结合国家需要，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我们的工作也能够留在历史上，从而使自己的名字熠熠生辉。

他是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

我不明白，中国人看问题总是翻来覆去看。看来看去，把好事看出许多毛病来了。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麻木，中国是在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当我们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时候，代表团也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绝签字的任何指示。我一直沉默着，血是冰冷的，周围却是一呼呼的热浪，是民众使整个国家把你推到一个历史的坐标位。当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之约口述我的历史时，我还能感到1919年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的那股烈火。

勿忘耻，方知荣。

影片再现了100年前的那场巴黎和会的些许片段，让100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当时中华儿女的无助与无奈，弱国无外交，即使外交家能有理有据的在和会上慷慨陈词，但赢得的只有掌声，帝国主义列强们该怎么欺负弱小还是怎么欺负弱小，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一件卑微的事情”，想要获得地位，除了让自己变强，别无他法。我们庆幸，49年的中国站起来了，经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不再是东亚病夫，已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我们已经蒸蒸日上，越来越像大国，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让外交部越来越底气，而不仅仅是严重交涉，强烈抗议不满。

外交家们的据理力争，极力斡旋，没能挽回和谈的失败，可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政府催促他们签字，民众的怒火涌向他们，他们有什么办法，即使是所谓的战胜国，已经被帝国主义欺负了那么久了，有哪个国家会把当时的中国放在眼里？现在还记得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陆征祥等列为卖国贼，似乎有些欠妥。

在英法美的眼中，1919年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他们曾经宰割国的国家，一战只是他们在欧洲打成一锅粥，无暇顾及东亚的利益而已，就像丘吉尔说的那样，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无可厚非。

作为战败国，德国被列强瓜的瓜，分的分，就像影片开始法国总理说的那样，要把德国这只柠檬压榨干，他们是压榨了，可后果呢，压榨出了一个希特勒，压榨出了一个德意志帝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祖国的七十华诞，我们应该高兴，也应该庆祝，但也要铭记那个1919年，是你的，也是我，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1919，愿我们的中华屹立于世界之林，繁荣昌盛，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19，而是更多的像现在的蒸蒸日上的19。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让我们打到一切纸老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希望祖国不仅仅是复兴，而是在复兴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让繁荣真正的千秋万代，耀眼于宇宙。

1.1919年，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导火索，今年2019年，刚好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凡尔赛和约

2.涉及人物: 顾维钧 陆征祥 美国威尔逊总统

3.弱国无外交

4.美国主张废除秘密外交

5.中国诉求:收回山东，废除21条。

6.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

我的1919 (1999)

8.6

1999 / 中国大陆 / 剧情 传记 历史 / 黄健中 / 陈道明 何政军

播放源（爱奇艺）http://m.iqiyi.com/v_19rrn30hl4.html?social_platform=link&p1=2_22_221&_frd=wnMl8tqwPbIdjKQgwaZ0FGz9573H%2FyF6ieOL%2BQ4DsLuaYuEL4d9MBtFzpJ6nO1cn0xuoUDVyqGEqbjXkJ7J5wHEoyUe7m1DC7iPbeJ3Mxj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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