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客观来说，影片的画面够美，够精致，够吸引人，打动人，是好的，是可以卖到好价钱的吧。
但依旧会质疑纪录片是否需要两辆车，二十多个人的电影团队，是否需要优秀的灯光师，道具师，布景师，是否真的只能够用50天就可以飞快的完成，是否精美的画面就可以代表一切。
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快餐式的文化已经足够消受，如果独立纪录片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同样需要如此的话， 我觉得是一种悲哀。独立纪录片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画面背后的历史感和独立的思考，是一种基于亲密关系的对真实生活的还原和拷问，这种关注感与画面无关，与时长无关，只在意内心的感动。
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反应在画面里，反映在镜头语言的表达上。
精致的画面和精巧的故事固然是极好的，但我不认为是纪录片追求的第一要义。每个类别的影响形式自有其魅力，没必要讨要世俗和观众，认认真真做片子，才能获得尊重。
所有妄图蒙混过关的，都不是好片子。

话说回来，导演也不容易，关注的话题也是好的。
还是赞一个！

韦绍兰为什么会觉得世界真好呢？她说，有那个心思来对我们，我就欢乐一点。

人的同情心一旦被触碰，想要做些什么的渴望就异常强烈。韦绍兰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物质的资助，还是情感的慰藉？可以捐款，让她生活得更加舒适。但对于一个早已在摸爬滚打的生活里学会“多就多用点没得就少用点”的人来说，物质的宽裕能带来的安慰太有限了。捐款这件事，带给旁观者的满足感反而更多一些。

她也确实需要陪伴。但她需要的是儿女绕膝行的天伦之乐，而不是带着食品衣物和钱忽然出现的陌生人匆匆实践的戏剧表演般的陪伴。“你倒得一回给我吃，难道你倒得一辈子给我吃吗？”与其说安慰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不如说是在自我安慰。我们无法真正地介入她的命运。我们能不能真正介入自己的命运，都是未知的。对于她，我们始终是过客。更悲伤的是，她对于我们也是同样。

倾听也许是我们能付出的最大的善意了。听一个老人诉说自己的命运，知道这世上有人这样用尽全力地活着。

从韦绍兰身上，我看到了尊严的自持性。它可以不依附于外界的评判，不需要被任何人事赋予或证明，而成为一个人真实流动的血液。她被日本人掠走凌辱，她的丈夫骂她学坏，她承受街坊四邻异样的眼光，甚至吃药自杀。但“尊严”二字并未因为这些而消失。这个字眼，似乎在往后平淡稀薄的年月中，愈发清晰。

最动容的是她洗衣做饭。山色，土屋，肩上的担子和碗里的米。这些无声的生活细节，是她和孤独搏斗的方式。

影片中有一段，镜头在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子罗善学之间切换。韦绍兰说，有四两吃四两，有半斤吃半斤。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罗善学担忧老去后不能自理的生活。他说，有病吃农药死了就完啦。

他们带着不同的枷锁，承受各自的苦难。无法用“积极”和“消极”粗暴地评价他们的生活态度，只能以最中性的、不含同情与怜悯的心去理解。我们太自以为是了。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想去帮助和给予。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作为生活的弱者，才是需要被怜悯的一方。

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天上落雨天上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
自流眼泪自抹干

昨天得知前同事投海自杀的消息，问另一个相熟的同事，有什么我能做的。过了一会儿他回，好好活着。

       前几天，鬼乡上了微博热搜。在热搜里，看到了好多人推荐三十二，我便立即搜索了这部纪录片。看完，感触颇深，不仅仅是同情这位可怜的老人，更被她乐观的心态所感动。
       老奶奶很可怜，20出头的年纪就被日军掳去当了慰安妇，同她一起被抓走的，还有她几个月大的女儿。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的慰安妇岁月后，她终于逃了出来。在好心农妇的帮助下，她终于回到了家。老人回忆起这段岁月时，眼里满是泪水。因为家里太穷，回家后不久，女儿便死去了，而她却怀上了鬼子的孩子。虽然丈夫不赞同，但在婆婆的支持下，她还是生下了这个孩子。丈夫虽然不乐意，但也还是没有亏待这个孩子，夫妻俩尽可能把好的留给孩子。好景不长，丈夫也离开了人世，只留下她和这个年幼的孩子。如今老人已经90高龄，儿子也有70了，守着破旧的房子，拿着每月30的低保，拖着年迈的身体挑水做饭。采访者问她为什么吃白菜，她说白菜便宜。在我想为她悲惨的命运哭泣时，她却能笑着唱着山歌，说吃野东西也要活下去，只因这世界太美好，她还没活够！是啊，她是个如此坚强的人，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同情她，可怜她！世界对她如此不公，但她还是那么骄傲，那么勇敢！相反，我更同情那些愚昧的人，那些嘲笑她儿子是日本人的人！当在B站看到她儿子叙述着那段被排挤的日子，被骂做日本人，因为自己是强奸的产物而单身时，看到一群人发着相同的弹幕“你是中国人”，我忍不住哭了，也许一句“你是中国人”便是最好的安慰！
      只愁命短不愁穷。一个悲惨的老奶奶却活得比谁都透彻！

前几天在家，看了@郭柯35mm 导演的《三十二》。不是新片《二十二》，是之前的《三十二》。看完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本以为不会记得那么以前的事了。

好多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大概七岁吧，在我们老家十八线山村里，放暑假，和曾祖父作伴。曾祖父，就是爷爷的爸爸，或者说是爸爸的爷爷，俗称太爷爷吧，四世同堂那种。
曾祖父身体很健朗，决定带着我去挑水。当时我应该是比水桶高了不少，但四肢无力，长得跟鸡仔似的。我们爷孙俩带了一个扁担一个水桶，出发去接水。
其实村里的自来水点，离我们家并不远，就出门走一个小巷子，路过村里的学校，再下一个纵深大概五米左右的斜坡，就到了。我们到了，就排队等着。

很快就轮到了，曾祖父上去把水桶接满，先拎到一边，穿好扁担，我俩就开始抬水。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水本身是不重的，我把扁担放肩膀上，可以很容易地站起来。但是我从小没有干过这种重活，肩膀上没有吃过力，被扁担压得特别疼。
这一疼，我就开始叫，走路也晃，还扭，差一点把水桶打翻。从来没有打骂过我的曾祖父，突然生气了，说我没用，笨死了。现在回想起来，不光是我让他有点失望，以及我踉跄的时候可能差点把他也绊倒，所以他吃惊之下有点发火。
凶了我几句，曾祖父那股子牛脾气上来了，他准备自己一个人拎着满满一桶水回家去，手里一使劲，居然真的就拎起来了。我拿着扁担，小心翼翼跟在后面，没敢出声。

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旁边会有一个解放军。好像就他一个兵，没有别人，也不知道他是来干嘛的，听口音好像也不是我们村的。也说不定是我的幻觉吧。
反正就来了这么一个穿迷彩的小哥，有点黑，长什么样完全不记得了。他过去拍了拍曾祖父的肩膀，笑眯眯，用普通话说我来吧。曾祖父是挺炸裂的，完全没有不好意思，不吭声，就把水桶放下了，伸手接我的扁担。
小哥看明白了，曾祖父是想他俩抬水，就摆摆手。他回头问旁边一个农妇借了一个水桶，也灌满了，然后一个扁担两桶水，直接挑起来了就走。

曾祖父步子很快，赶在他前面开始带路，我空着手，其实挺难为情的，灰溜溜跟在后面。没几分钟，就到家了，说过了，真的很近。关键是我太没用了，一共就抬着水走了三步，剩下的都是解放军小哥给挑回来的。
进了院子，小哥直奔屋里，把扁担放下，把水桶提起来，往水缸里倒空，一气呵成。两桶水，原本半满的水缸已经满了。小哥笑眯眯，冲我们点点头，拎起刚才借的那个水桶，就往院子里走。
曾祖父一直没出声，这会儿很急地说了一句你等等。小哥已经抬腿迈过门槛了，听到这话，就在门外边上站着，脸黑黑的，背着光看不清表情。

我不知道该干啥，所以也就跟着走出去，站在小哥旁边，看他肩膀，真结实呀，难怪不疼。他顺手擦了一下汗，冲我笑。
曾祖父从里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小哥突然拍了拍我肩膀，说「我都没见过我爷爷」，然后大步就走了。带着风。
然后曾祖父才走到门边上，根本赶不上小哥了。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拿着几个洗干净的果子，咂了咂嘴，冲远处点点头，就又回屋了。
当时我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后来也从来没有想起来过这件事。直到看完《三十二》这部电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来了。

曾祖父已经过世很久了，不知道那个小哥现在过得怎么样。之后也从来没再见过他，也再没印象在村里见过其他解放军。但那句话，我突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我都没见过我爷爷」，小哥笑眯眯地说。他可能以为曾祖父是我爷爷，其实他是我爷爷的爸爸。
但我也见过我爷爷。我爷爷不爱说话，后来曾祖父去世了，我熬夜给他守灵，爷爷担心我着凉，半夜起来陪我聊天。满天星斗，没什么风，虫鸣蛙啼的，非常安静。爷爷慢悠悠地给我讲，他们兄弟好几个，有一半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很久之后，我有次和外公聊天。外公抽着烟，赶蚊子，给我模仿日语从1到10报数。我第一次知道日语发音「十」听着和汉语的「九」一样，就是外公告诉我的。他说这个一定不能记错，不然太君会上来扇你两个耳光，说「八噶」，你还要说「哈以」。
他后来从伪军里逃出来，徒步跑了好几百里路，才回到家。半中间大雪冻河，他摸着冰面过，一脚踩空整条腿掉进冰窟窿差点淹死，从此落下风湿关节炎的毛病。就算是晴天，只要湿气重些，腿就疼。
那会儿我记得村里人特别喜欢说东家长西家短，最爱聊谁家儿子不孝、媳妇不顺。嚼舌头到了最后，总会有人说一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但那天我问外公，说太君把你们都抓起来之后，除了报数还干什么别的事么？
外公没再说话，慢慢抽完了那根烟，说，「日本人啊，没有心的」。

我很喜欢现在的日本，环境好、空气好、人也不错，各方面都挺好的。但这并不代表几十年前的事，我就忘了。
爷爷去世了，外公也去世了，村里老人们差不多都死光了，整个村子感觉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死掉了。
《三十二》飞快地变成了《二十二》，未来几年，可能就归零了。
但这些事，总会有人记得的，至少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就会永远记得。
一直等到我强大的那一天，我才会宽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