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

2015年秋。當時我已轉了頻道進入編劇行業工作，許久沒再跟組。卻因為得知許鞍華導演要開新戲，火速推掉了之後的工作，加入了美術總監文念中的團隊。

秋末，第一次讀到《明月幾時有》的劇本（第二稿）。記得有朋友問我Ann導要拍什麼樣的新戲？我一概笑著回答——「手撕鬼子」。

初讀完劇本后，我覺得最大問題，一是方蘭、劉黑仔、李錦榮這三條線的節奏問題。二是方母被抓后，方蘭的救與不救。

前面整個護送文人是一個在短時間內發生的完整事件，作為讀者我跟的很順。但之後分成三條線繼續講述，整個時空被拉得很長，這樣一來就容易散，節奏也易出問題。比如方蘭從平民老師到加入小隊，不久后成為大隊長，中間并沒經歷什麼情節或事件；而方母也是，從不知道女兒在幹嘛，到得知，到也去送情報，整個發展的情緒我跟不到，也想象不到。另兩條線中，劉黑仔是比較鮮活有意思的人物，但在中后期似乎掉線了很長時間。而李錦榮作為憲兵隊的臥底，本來是很重要神秘的身份，卻看不出任何緊張驚心，連最後揭開身份都是他自己跑去告訴方蘭。我也看不到他們做所有事的直接目的和後果，自覺「勝利」二字聽起來是縹緲和遙遠的目標，因此閱讀過程中很容易走神，總體也覺得有些乏味。想著如果三條線最後交匯成一個事件，彼此的關係更緊密些，似乎會比較容易把節奏拉回來。

第二個問題可能更嚴重。我讀劇本時，覺得這麼大件事，方蘭和黑仔就在那裡講了兩三句話便決定連媽媽也不救了，怎麼都不太合適。當時文生告訴我，這也是導演心裡還沒想到要怎麼拍，情緒上要怎麼辦的最大問題。

2015年初冬。我陸續完結了手頭的工作，正式進入《明月》劇組加入前期籌備。隨著幾次開會討論，我越來越清晰地看見了導演對整個電影的態度。她不想要任何我們習以為常的戲劇化，她想要還原那個時代的香港，想要拍攝一些平凡卻堅韌的普通人。他們似乎並未做出什麼特別了不起的事，但他們曾經真實存在過，在這片土地上，在每個不起眼的地方，懷抱著共同的信念，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和《黃金時代》時一樣，我們一來就已收到了很多導演發來的歷史資料參考圖片和人物介紹。印象較深的是導演在那時提到了一部叫《天上人間》的老電影（//movie.douban.com/subject/26667144/）作為整個美術風格的參考。（我們去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租錄影帶觀看）

除了基本演員，和比較常見的特務、土匪、地下黨員等外，導演還十分重視還原一些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比如理髮師傅，漁夫，工匠，自行車夫，婚宴賓客，客家人，中西樂隊……關於香港的歷史圖片資料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好找，每一種人物都牽涉到很多細節。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瀏覽了所有能在互聯網上找到的香港三四十年代關於人的資料圖片，也去圖書館查找了數日的書籍資料。碰到過的最大困難是制服方面的資料研究。首先日本軍服在不同年代階段是有一些區別的（大部分影視劇里都是錯的）。夏季和秋季又有不同著裝。而香港在那時除了日本兵外，還有很多印度人，被稱為「摩羅剎」，除此還有一種叫「憲查」的職位，類似於警察。「憲查」的資料是最難找的，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也尋求了很多幫助。日後若再有導演想要拍攝抗戰時期的香港，我當時整理的資料文件夾應該能給大家提供很多便利。

中間的某一天，忽聽文生說導演已想好了關於方蘭救不救方母那場戲要怎麼拍了，整個情緒也捋順了。不久，我們收到了劇本第三稿。這一稿刪減了一些旁支人物的戲份，改善了三個主線人物的幾場戲。最大的變化是添加了由梁家輝飾演的老年彬仔訪問部分。整體看來，我覺得已比上一稿好了很多。

2015年末，除了周小姐是一早就定下的女主角外，大部分主演的人選幾乎都還沒有敲定，而大部分叫得上名字的演員檔期全滿。導演陸陸續續見了一些人，拒絕過別人，也被人拒絕。關於方母一角，說實話，不是完全沒有考慮過可能出現問題。文生私下里和我討論，有無能替代葉德嫻的女演員。可放眼兩岸三地，我們都沒有想出更優人選。而導演那邊，她當然是以「適合」為第一考量，卻也表示會尊重監製和電影公司的定奪。最後我們能在現場，觀眾們能在大熒幕上看到葉小姐對方母的完美詮釋，要感謝這些掌握了決定權的人的無畏和尊重。

2016年春節前後，我們開始了主要演員的定裝。與此同時，緊鑼密鼓的開會討論，製作各種工作表格，部分劇本場次的再度修改……

2016年2月23日，《明月幾時有》正式開機。第一場戲在廣東台山的一個鎮上拍攝，內容是由郭濤飾演的茅盾和黃志忠飾演的鄒韜奮在戲院被通報點名，並在戲院外商議逃亡事宜。

由此開始，又可以在片場看見Ann導全情投入的樣子。每天開工，她走得最快。仍舊不愛用對講機，有什麼問題都會一次次從監視器前跑去現場親自給演員說戲。也會急的發脾氣，一根接一根不停抽煙。演員笑，她也笑，演員哭，她一臉愁容。看見演員的精彩表演，她興奮地眼睛發光；遇到動作戲，她又想趕快結束，生怕演員們太過辛苦和受傷。

《明月幾時有》總共拍攝了近三個月，59組。從嚴冬到初夏。我們等日出等日落等云到等風來。經歷了無數場暴雨和暴曬。我淋著瓢潑大雨跟群演吵過架，也在「金堂酒家」的后樓梯里踩到過渾圓的大老鼠。整個拍攝過程非常辛苦，遇到過很多不那麼順利的事，和不停拖後腿的人。疲憊沮喪時，Ann導像座燈塔。只有她永遠精力充沛，專注的沉浸在她想要構建的世界中。

這些在現場的日子，使我對劇本的最初印象有了第一次大的改觀。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方蘭救不救方母那場戲。印象中那個大夜，迅姐偷偷在保溫杯里裝了點紅酒，拍了兩三條就過了。看著她瘦小的背影在小山坡上蹲下抽泣，我在旁邊紅了眼眶。方蘭這個角色在我看來是很難演的，她雖然戲份最多，但更像是串起所有人物的一座橋樑，本身的性格在劇本里並沒有那麼鮮明。她的變化像我最初所說，沒有特別的事件或情節推動。可周小姐卻在日常瑣碎中，在平凡又疲憊的工作中，演出了方蘭的成長，不知不覺間變得越來越堅定，越來越有力量。

也想講講另幾位主演。

在「方家」拍攝的那個星期，我最大的樂趣就是擠在擺監視器的小房間一角，看葉小姐的戲和偷聽葉小姐與導演討論。在劇本里，方母就是我覺得寫得最好，最立體的角色。而在葉小姐的演繹下，這個角色變得更飽滿了。她有時小氣有時愛嫌棄，有點小傲嬌的細微表情，常讓我覺得十分有趣。葉小姐自己也有些很好的想法。舉兩個例子，方母出現的第一場戲是我十分喜歡的一場。她給沈太太斟水送餅講租金，人物性格一下就立起來了。而這場戲的對話結束后，方母對沈太說這個餅他們也不會吃，就把餅包好拿走了，這就是原先劇本里沒有的內容。護送文人事件后，劉黑仔來方家天台找方蘭，讓她加入游擊隊，這時候方母偷偷走上樓梯偷聽，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這一段包括她頭上的髮網，都是葉小姐自己提出來的設計。

劉黑仔是整個電影里最輕鬆「好看」，最容易讓觀眾喜歡的角色，彭彭本身也是這樣，他其實非常有喜劇天分，導演一看他演戲就笑的合不攏嘴。他很認真也很活躍，每天都對角色有一百個新設計，常常覺得自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點子，歡天喜地去找動作指導商量討論，拉著我們進行演示，即使立刻被無情拒絕也毫不氣餒，很快又歡天喜地的想出了一個新點子。劉黑仔這個人物也加進了不少他的設計。殺李燦森那場的「帽里藏刀」就是他想出來的。又比如他的大拇指指甲是爛的，雖然整部電影從頭到尾也看不見，可他就是願意花時間早起來現場一天天粘假指甲。我忍不住問，你何必呢？他半開玩笑歎口氣，這麼多演員一起演戲，不好好給自己設計，誰能記得你演了什麼？！你不懂，這是一個演員的辛酸！

彭彭過得有點苦，每天要花三小時健身，又常常只能吃白水煮菜。可他嘴饞，剛開拍那陣因為貪吃火速的胖了一圈。有一天我忍不住告訴他：你有肚子。他瞪大眼睛看著我：彭于晏怎麼可能有肚子？直到導演忍不住說Eddie你該減肥了，他為此真的受了打擊，再出現時就已火速瘦回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在大澳拍攝的某天夜裡，當時屋內在打燈，彭彭坐在導演身邊休息。Ann導跟他說，《阿拉伯的勞倫斯》這部電影，她看了十四次，就為了其中一個眼神。「你知道有些好看的表演為什麼好看嗎？那些頹廢的人，並不是因為頹廢而好看，而是因為energy。所以就像我第一次見你時跟你說的那樣，劉黑仔這個人物，不僅僅是在輝煌的時候，更要在低潮的時候，失落的時候，擁有力量，這樣他的眼睛裡才會有光芒。」

霍先生是所有演員里迷妹最多的（粉絲們實在太神通廣大）。見到他之前，我從未看過他演的電視劇，對他也沒什麼了解，很多香港工作人員更不認識他了。但在整個拍攝中，他似乎用性格魅力「征服」了所有人。他很有禮貌，脾氣耐心都好，十分隨和。我的好朋友也是劇組的小製片Eva說，霍先生有一種能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他很重要的錯覺。

他特別容易緊張。李錦榮的第一場戲，是他第一次見周小姐，兩人就要談戀愛。霍先生那天一早到來，緊張的像個新人，一邊反復背台詞，一邊來回踱步。後來和迅姐熟了，緊張感平復了不少，可永瀨正敏來了，他又開始緊張的不得了。他就這樣一直緊張到了拍攝的最後一天。終於鬆了口氣，收工也不捨得走，樂悠悠的看導演拍戲，坐在月光下默默唱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李錦榮這個角色，在我看來寫的有些遺憾。他和大佐（永瀨正敏）惺惺相惜，以詩會友，卻又因為各自陣營而無法真正成為知己，這之間的情緒張力我很喜歡，也希望能看到更多展現。直到我們拍攝時的劇本中，李錦榮的ending都還落在他前來告訴方蘭，方母被抓到了憲兵總部那場。導演在最後堅持多寫了一場他和大佐的戲，才得以讓李錦榮這條線有了一個較完整的收尾。

還有很多參與客串了《明月》的演員，都讓人印象深刻。比如胃疼到站不起來還是堅持把戲演完的「石榴姐」，被我踩了一腳反過來跟我說對不起的梁文道，一場小碎步背影就把我征服了的蔣雯麗，很關心伙食的郭濤，和怎麼吃都骨瘦如柴的春夏……

2016年5月17日，《明月幾時有》殺青。

瑣碎的收尾工作，一場殺青飯，給Ann慶祝了69歲生日，大家各奔東西。

之後的日子里，斷斷續續關注著電影後期剪片的消息。

初秋，第一次看了《明月》粗剪版的放片，導演仔細詢問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意見。

之後因為一些原因跟Eva一起去了北京，加入了導演在中影的配音工作。那是Ann導最放鬆的一段時光，我們每天在中影大酒店暴飲暴食，在錄音棚裡葛優癱，聽著她不時發出的哈哈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彭彭來的那天，他跟打了雞血似得，配完了自己的還不過癮，問負責配音的王老師，不如我把霍建華的也配了？

導演自己也自告奮勇的跑去配了婚禮那場戲的其中一句台詞，有心人可以試著找找看。

在配音的過程里我們比較擔心一個問題，國、粵語更推薦哪一版？

選擇國語版，就會錯過葉德嫻的原聲，她的台詞和俚語非常精彩，和她的表演是融為一體的，很多語句翻成國語就少了些味道。而選擇粵語版，其他大部分演員卻都是說國語的，配音后多少有點彆扭，尤其是像周小姐這樣辨識度極高，又很有靈氣的聲音，是配音演員所呈現不出來的。

2017年農曆新年過後，我們觀看了電影的第二次放片。此時的版本已加入了久石讓的音樂，但還有很多聲音細節、調色、特效尚未完成。除了次次放映都出現的Roger（桃姐家那位），導演還邀請了作家鄧小宇，和幫她寫了《許鞍華說許鞍華》的鄺保威。茶餐廳里她照例又詢問了我們每個人的意見。說實話，那次看片我的觀感不是太好，覺得節奏有點問題，中間還一度睡著了。這也是電影正式放映前，我最後一次看片。後來我在豆瓣標註的短評也能看出我對電影並不是那麼有信心。我寫了我覺得劇本始終都存在些問題，雖然通過表演和拍攝有所改善，但骨架不動，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我也可以預料到後來很多觀眾的觀感：平淡，太散，雜亂，人物記不住，沒有事件推動等等。

現在回想起來，我是不應該在真正的大熒幕看過最終成片前，就過早下定論的。

這之後導演一邊和剪輯師繼續修改，一邊陸陸續續邀請了很多人來看片。她的心情一直很好，似乎只有我們在偷偷擔心著觀眾的不理解和票房問題。

這個夏天，我們和導演一起去了上海電影節，參加了一些電影的宣傳工作。整個過程一言難盡。有很多話不可說，有很多話也不想說了。在沮喪的時候，Ann導說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她希望觀眾能看到電影，至於其他的，她只是覺得有點對不起于冬。

2017年7月1日，《明月幾時有》終於正式上映了。評論兩極，毀譽參半。Eva說她對那些打一星兩星的人感到很生氣，我安慰她說，導演那麼大年紀還在做有挑戰反常規的事，有自己的節奏和風格，無論別人喜不喜歡，她就是和別人不一樣，我覺得這就是很厲害的地方。

今天，我終於坐進了電影院。週一午後的杭州，戲院裡包括我只有四個觀眾，但大家都安安靜靜看完了。

出來的時候，心裡像是一塊大石落了地。我想我終於可以高興地和所有人說，是的，我參與了這部電影，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我也很感激所有陪伴這部電影走過的日子。

2012年因為一個U盤的小狀況第一次見到Ann導。從《黃金時代》到《明月幾時有》，從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一個小粉絲，變成了Ann導笑談中全世界知道她最多秘密的人之一。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真正看見了她想要構建的那個世界。

並不是轟轟烈烈的革命才值得歌頌，並不是上天入地的英雄才值得被銘記。她想講的是那些在歷史洪流中被視作微不足道的人，在亂世中擁有信仰的人，面對理想深信不疑的人。她是如此喜愛和想要呈現出那樣的一個時代，那時的香港。那裡有柴米油鹽，也有文學詩歌；女人穿著木屐走在地上發出「噠噠」的聲響；百姓們圍著街頭破裂的水管搶水喝；人們把僅有的錢藏進鞋裡縫進衣衫中；沉默的年輕人包起傷口，堅毅的撐開大傘領路……

今年過年的時候，Ann導分享了一首詩給文生，文生分享給了我和Eva，此時此刻，在此分享，作為結束。

致後代

布萊希特 黃燦然譯

（節選）

我在混亂時期來到城市，

正當飢餓在那裡蔓延。

我在反抗時期躋身於人群之中

也跟他們一起反抗。

我的時光就這麼流逝，

那是我在塵世上被賜予的時光。

我在戰鬥的間歇吃飯，

我在殺人者當中睡覺，

我粗心大意地愛，

我不耐煩地看大自然。

我的時光就這麼流逝，

那是我在塵世上被賜予的時光。

我年輕時所有道路都通往泥沼。

我的舌頭把我露暴給屠夫。

然而我們知道：

仇恨，即便是對卑鄙者的仇恨，

也會扭曲外貌。

憤怒，即便是對不公正的憤怒

也會使聲音粗啞。啊，我們

這些想為友善鋪設基礎的人

自己卻不能友善。

但你們，當人終於可以

幫助人的時代來臨，

請帶著寬容

想起我們。

1

电影第一部分，一群文化人和大学者，在香港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逃出了沦陷区。电影的最后，一个“自私自利“，为了房租连两块糕点都舍不得给人吃的姨太太，为了革命情报牺牲了。

在我看来，《明月几时有》和《色戒》其实没有巨大分裂。方姑娘只是王佳芝的变身，她的革命热情没有送掉自己的命，送掉的是她娘的命。

王佳芝投身“革命”，是因为那次舞台演出后的掌声，是邝裕民台下的一声呼喊，她乱世飘萍的身份需要抓住一丝存在感，用生命演出弄假成真的戏码。

方姑娘在营救茅盾的过程中被李二黑看中，入了坑。一部分是她文艺女青年的家国情怀，一部分是营救行动成功后带来的成就感。被霍建华拉入坑的春夏呢，一半是家恨，一半大概是霍建华的美色吧。

王佳芝的女性意识战胜了一切，爱也好欲也好，她用肉身和革命的洪流撞击，丢了命。温柔的男导演李安没有张爱玲那么cynic,结尾他让易先生流了泪。

许鞍华是女人。

看《明月几时有》，脑子里一直翻出《千言万语》里李丽珍的阿凤，为了爱情参加民运，最后逃不过被骗被玩弄。她从情人的车猛地跳下来。

女人没有文人温柔，女人不怕死。

2

李丽珍那年33岁，演少女还藏得住。可是周迅已经43了。

革命者需要年轻人来演，电影散场一直在脑补，这个角色是不是该找周冬雨（小周迅），又或者马思纯，更适合头脑发热的女文青形象？年轻人有热情有热血，说好听是理想主义，说难听是冲动任性没脑子。方姑的妈说，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豪杰，哪是你这样子的？

她说对了，真正的英雄豪杰，不是她女儿，是她自己。

叶德娴那句台词，不疼，没有第一胎疼，太催泪了。

每个母亲都是英雄豪杰，为女儿都不怕死。

母女两同提女主角的话，肯定叶德娴赢面大。

3

霍建华和彭于晏。

一阴一阳一文一武，一个搞特务一个打游击。

未必彭于晏演技好得多，两个人都恰到好处。霍建华不露声色脸（面瘫脸）也很符合角色的，并不出戏。

但彭于晏太占便宜了。李二黑就是武侠小说里的绿林好汉吧，空空儿精精儿，打不死星人，太浪漫太动人，简直是对“革命“的彻底洗白。

我们脑海里的“革命”不是早就被李安颠覆了吗，被王力宏和庹宗华们幻灭了么？许鞍华又把最初那个浪漫英雄找回来了。

所以，招募周迅入队伍那场戏，看起来一点不让人讨厌。

拉人家下水陪自己去做不要命的活，罪过啊罪过。可是他来做，随便换个姑娘大概也会同意吧。不是为情为爱，不是王佳芝对邝裕民的那点小心思。就是傻乎乎的那点理想主义。

但理想主义有用吗？英雄情结有用吗？亲娘都被自己连累死了。

死掉的又何止是叶德娴和春夏们。

抗战里的一个个游击队员，他们的生命是否真的在改变历史洪流？

那些成千上万的可歌可泣浪漫故事，对战争的大趋势到底有没有一丝作用？

和美军两颗原子弹相比，烈士的人命算什么？

看完《色戒》觉得，一切皆虚妄 。

可是这电影又在说，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就是，命其实不重要，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才重要。

这个才是中国文人情怀吧，虽然这种情怀好像只在书里见过。

所以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彭于晏埋完汉奸的尸体说了句，

很快会见面的。

生死置之度外，文人最爱写的武侠风骨，都给李二黑一人了。

4

梁家辉的说书人，可以对应《千言万语》里的说书人。《明月几时有》是《千言万语》的姐妹。

想起了有趣的周边：内地出《千言万语》盗版DVD，居然自行把开篇那段讲香港民运的说书人戏减掉了。

盗版商真TM有觉悟...

5

有说结构烂的观众。蛮想问下，看不看卷轴画？

一边铺开一边观赏，看完前面看后面，前面的又卷起来了。

这电影就是卷轴画。

大文豪开篇，老出租车司机结束。

香港沦陷了，文豪逃得最快。

留下小百姓们抗日。

不想做英雄的母亲，为了想做英雄的女儿，成了烈士。

到最后，抗日英雄还在开着出租车。

原原本本地重现历史，无论是文本还是影像都是无法做到的。在此点上，影像虽然有着更强的优势：可以更逼真地让我们“看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信以为真；但同文本一样，影像也只是一种对历史的阐释。这就决定了任何完全还原历史真实的企图只能以失败告终。费里尼是对的，无论是回忆还是历史（《阿玛柯德》和《卡萨诺瓦》，都是过去发生之事）只能以“说谎”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说，影像唯有通过虚构，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住真实。

因而，从未有过什么历史题材的电影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是如何的，影像中所展开的无非是当下之事。原因不外乎于此，电影呈现的故事通过今日演员的扮演和对当时场景的重塑（它们所适用的材料都是当下的），并凭着“以假论真”的方式获得，比如尝试让演员像故事中那个时期的人那般表现，或让场景尽可能回复到原初的环境，确实能够取得部分效果，但却绝不能达致历史的最高真实。历史的最高真实永远属于已经在过去发生的事实，我们谁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何。

这就为影像如何表现历史的真实开辟出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执着于构筑大环境背景下的历史氛围，牺牲掉细节，这点我们在大多数历史剧或战争片中都能见到。它给观众营造的无非是一种时代氛围，让你沉浸其中，感觉好似已经触摸到历史的真实。但还有另一条相对的道路，不再关注时代背景，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刻画，从细节入手来还原出作为个体之人的生活。这也许正对应着法国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一种大写的叙事转到了小叙事。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也许最好地结合了两者，但侯孝贤绝对是第二条道路的最佳代表，最懂得如何通过“还原”生活的细节来还复历史真实。像在《海上花》中那般巨细靡遗地呈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或者在《刺客聂隐娘》中对唐时物件严苛的复原，观众好似真的回到了清末或盛唐。但很明白的是，两部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当下之人，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情感和困境。因而，《海上花》或《刺客聂隐娘》除了是描绘当下的电影，还能是什么？聂隐娘的故事正是一个现代人可能会有的故事。

从《黄金时代》到《明月几时有》，许鞍华实践着与侯孝贤相似的理念。《明月几时有》虽然拍战争，但已经没有战争，虽然拍历史，但已经没有历史；只有普通人的生活。这些生活被刻画得如此细致，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它们发生在观众观影的当下，而不是过去。这里，影像真实走出了新的道路：它可以通过还原／虚构历史来表现当下之事。观众感受到的不再是一种虚假的时代氛围，而是彼时之人是与当下的我们如何“情投意合”。在此，许鞍华与安哲罗普洛斯、侯孝贤走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