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莱克

今早，我们被金棕榈大奖的一片嘘声淹没。 今晚，小玄儿偷乐这部电影我竟然没错过。

（小玄儿揣回家的电影宣传册） 本来大家都以为，金棕榈的首选会是德国女导演的《托尼·厄德曼》，结果却是英国老导演的《我是布莱克》，毕竟是小团体评奖，偏差性不可预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中的金棕榈，比如小玄儿就很喜欢《舞女》的故事和表现力，期待有机会再一次在大荧幕与它相遇。虽然遗憾后半程很多电影没有在第一时间观看，不过回到家，把主竞赛入围导演的前作都慢慢再补一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戛纳的新片，只要是金（佳）子（作）的，早晚我们也是会看到的，让我们相信资源和字幕组的力量。 这部金棕榈《我是布莱克》，100分钟的电影里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

2016年，时隔十年，80岁的英国老导演：肯·洛奇，依然坚守着社会观察者和批判者的角色，再一次用镜头，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养老、医疗、社保等体制，冷清的色调下，是老人和单亲母亲的无奈神情与疲惫身影。两个同样被社会体制推来推去的人，同病相怜，一个没有子女在身边，一个没有家人帮忙照顾孩子，孤单的爷爷和一位单身的母亲，他们在世上活着，却像是在社会中流浪。一如影片的官方海报，在这条狭窄破旧的道路上，他们不知道会走向何处，母亲对眼前路毫不关心，只有孩子们可以从树枝和救济品中得到欢乐，而紧随其后的布莱克，也只能从这一点孩童的欢愉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温存。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首先，这部电影仅有100分钟。这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时长，今年的戛纳，人们被老导演、女导演、还有韩国导演等等，强迫看了好几部近乎三个小时的电影。它们也不是不好，而是这样的超时，真心考验观影人的耐心。这样的电影，不仅仅是会不好看，其实更加的不好创作。编剧很难用对话和镜头，抓住观众的注意力那么久，并且还是在看片率超高的电影节期间，稍微一慢下来的节奏，就可能令疲惫的记者们入睡。 其次，直白的开篇。电影一开始，就是黑屏下的人物对话，一位老人在和医疗人员进行问诊的过程。医务人员询问了很多有的没的问题，而老人一直在重复，我是心脏有问题，你为什么要问我其他的事情？你什么时候问我的心脏病发作的情况？最后问题落到，你是不是有职业资格的医生？而对方女孩回答，我是医疗健康护理人员。影片就在这样一片漆黑的情况下，结束了诊疗和开场，而男主人公：布莱克获得了“暂时不可以回归工作岗位”的诊疗结果。 然后，说一说，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老年人的下降通道。社会的矛盾，衍生家庭的矛盾，进而会产生扭曲的个人价值观和惨痛的生活经历。年轻人们，往往会抱怨一身才华无处放矢，而同样的，有着过气技能的老年人，同样也需要一条缓慢落地的滑坡。这条滑坡如果没有，造成失业和记恨社会的情绪，就会徒生很多冲动犯罪或自我摧残的悲剧。

这个问题，不仅仅在飞跃发展的中国存在，在欧洲国家一样成问题。我们常常只看到言论对比的我们差的一面和西方好的一面，什么全民免费医疗啊，失业救济随便拿啊，即便这样，看起来很美好的西方社会体制，在西方人看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完美”。 比如免费医疗，也一样要排队治疗，很多症状能不给你开药就不开了，人家也要节省社会资源。当然放在国内，经常呈现另一个极端，滥用药物和看病难的问题。而国外的社保和失业保障问题，同样存在程序缓慢的弊病，一个是跟国家规定和体制有关的流程，必然是繁琐拖沓的；二是为了避免大家一窝蜂的吃死国家救济政策，不再努力工作上班。 在这样的前提下，居住在英国东北部的独居老人：布莱克，即便真的得了心脏病，不可以工作之后，也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程序，来申请自己的医疗保障。于是，他就从一个木工工匠，开始转型为一个流转在各大社会机构里的无助老人。拿号、排队、填表，这些磨洋工一样的流程，他还能吃得消，不过到了网上注册、申请，以及撰写简历之后，他就已经要崩溃了。他作为一名能工巧匠，可能这辈子不需要电脑和互联网，不过作为一个社会人，要拿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补助，他就需要称为现代社会的一份子。 于是，他和那些同样失业，没有生存技能的一起，遭受人们的歧视和排挤。好像他们从未给社会做过贡献一样，等待着社会的救济和怜悯。他笨拙的学习敲击键盘和点击鼠标。剧情里，连“用鼠标双击我的电脑”这样的梗，都放进来了。令人想起了多年前，电脑客服人员的笑料集锦：电话那头的技术人员说：“上不了网，可能是您家猫的问题。”，于是电话这头的奶奶说：“你等等啊，行了，我把家里猫放屋外面去了，现在行了么？”。 影片塑造的男主人公：布莱克，其全面的人格，还体现在与邻居小黑的相处，以及在办事机构偶然相识的女主角：单亲妈妈Kattie和她的两个孩子的亲近关系。布莱克一开始对于总是把垃圾堆在门口的邻居小哥，十分不满，总是言辞犀利的勒令他改掉这个习惯。可见布莱克是个极其遵守社会规则的优质市民，从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允许破坏公共环境的事情发生，然而社会公共条例，却没有同等的回报他。转眼间，当他被网吧的系统整惨之后，他开始变得和善，求助了邻居小哥帮忙，借用电脑提交表格。 同时，影片还借着布莱克的眼睛，揭露了英国人和广东人一起，贩卖工厂货的名牌篮球鞋的生意，在英国街头着实买的很火，而小黑的生意，也是他们的求生门道，也可能正是很多时下找不到工作的欧洲青年的谋财之路。而这一次，布莱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的傻眼。而他对于单亲妈妈Kattie的帮助，和两个孩子的关心，更是显现出了他的热心和善良。

从排队时的相助，到帮助她们修葺房屋设施，制作木质风铃，孩子们的欢笑和母亲的感谢，都是令他欣慰的事情。相互的探访和关心，都令两个家庭走的更近。而他们之间其实并不是爱情，确实比爱情更纯洁的忘年友谊。布莱克从不嫌弃Kattie在免费超市的失态，阻拦她从事卖肉的行业，布莱克倾尽自己的所有，直到他变卖自己的家产，跑到大街上，寻求被尊重的，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样的故事，似乎注定以悲剧来结尾，当他紧张的在Kattie的陪伴下，来到了最后审核面试的机构，在去洗手间的间歇，他终于因为太紧张而心脏病发作，来不及抢救，更是来不及享受国家的医疗待遇，直接就为国家减轻负担了。然而参加葬礼的、为他伤心的，只有Kattie、还有几位邻里。导演把他要说的话，都放在了布莱克自白一样的一封手书里，由Kattie在葬礼上朗读。 而布莱克第一次见到Kattie的儿子时，不断的问向孩子的那句：“是椰子杀人多？还是鲨鱼杀人多？”，也是对全片主旨，再明显不过的比喻。看起来无害的体制也是可以杀人的，在不经意间，你可能就被椰子砸死了，虽然没有鲨鱼追击的猛烈，却又同样充满了戏剧性。 当全世界的手工业、制造业都转嫁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低增长而降低。经济的衰退，老旧的小城区里，前有比利时的《两天一夜》，现在的这部英国本土的《我是布莱克》也是一样，欧洲的一面文明、一面衰败，两极分化同样严重，社会问题大同小异。

虽然在我国一样也存在各种证明乱开的夸张现象，100元坏了还要居委会开证明是小孩子撕的，而不是大人故意撕毁的。办个手续，今天说你要准备这个，下次又说你还要带那个，一次告诉你齐全了，他们就不会坐在这儿工作了。这一代人，没有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反而被无形的社会规程搞死，可悲又荒诞。也许这次的政治正确一样的金棕榈选择，是多位评委希望欧洲社会集体意识关注该问题的下意识选择。 这部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关注的题材，老导演：肯·洛奇，两度摘得金棕榈，还是欣喜的。虽然这部影片，100分钟看下来，你未必会觉得高潮叠起，意犹未尽。但是影片似乎在警示每一人，也许你就是下一个布莱克。面对冰冷的社会制度和政府机构，还有并不尊重你的工作人员，他们加起来给予人们的心理压力，甚至比鲨鱼还可怕。在现代社会这趟浑水里摸鱼，不能太脆弱，混不吝者胜。 小玄儿为猫眼电影特别报道 附《场刊打分表》

2016年5月23日 小玄儿 ————————————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

欢迎在 B 站或 Youtube 关注「小玄儿的深夜聊碟」

//space.bilibili.com/1340064530

每周五更新，目前可以观看

#日本电影大师蓝光套装系列

#台湾电影大师蓝光收藏系列

#新老电影混剪系列

未来还有更多CC必收蓝光套装系列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你们的每一个关注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

所执导的作品十四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二次获得金棕榈奖，肯·洛奇毋庸置疑是最受戛纳欢迎的导演。他和迈克·李二人近几十年来几乎认领了戛纳电影节所有的英国“配额”。工人家庭出身、法律专业背景的肯·洛奇自视为德·西卡的信徒，半个世纪来始终如一的以他所认为的德·西卡式的现实主义美学，来讲述工人阶级的欢乐与哀愁、苦难与幸福。以拍摄题材、价值取向而言，肯•洛奇是绝对的硬核左翼，其作品是坚定的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审视、辨析工人处境，为工人发声，反抗强权与不公。让肯•洛奇第二次荣获金棕榈的《我是布莱克》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影片在英国公映后，成为了肯•洛奇有史以来英国票房最高的电影。在这之前肯•洛奇电影的票房成绩一直不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有一度只能靠接拍广告为生。

反常的高票房并非必然等于好作品，要不然伊斯特伍德美国本土拿下3.5亿美金票房的《美国狙击手》也不会被塞斯·罗根讥讽为“纳粹宣传片”。但是反常高票房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影片着实引发了太多观众的情感回响，毕竟这是一部没有明星、没有暴力情色渲染的非特效片。简单点说，《我是布莱克》的杀手锏是煽情，并且是建立在切中英国社会机制要害之基础上的强力煽情，程度亦近乎宣传片级别。

一位导演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一部电影中有着对某些历史事件、某种社会机制的正负评价，这都司空见惯，也无可厚非。像是戈达尔极端激进的《中国姑娘》甚至《东风》这样高度政治化的电影，是以声画错位的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方式解构银幕认同幻觉、讨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空间。贝托鲁奇的《1900》，涉及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等重大的社会-政治系统的历史进程，但影片的落脚点却是人在这些意识形态-历史过程中的抉择，归宿是人。一部电影，如果最终的落脚点，只是批判或者讴歌了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制度、某个社会机构、某类人，不管这种批判或者讴歌具有多种程度的正确性，这依然是一部宣传片。换一个方式表述，肯·洛奇的立场虽然是非常激烈的左翼批判，但所持的表现方式却是最保守的宣传片美学。

肯•洛奇第一部获得金棕榈的电影《风吹麦浪》已经初露端倪。整部电影就讲了一件事情，大英帝国禽兽一般的统治带给爱尔兰人民的巨大精神创伤，骨肉兄弟相残的悲剧结尾是为最好的明证。

《我是布莱克》的预设立场也是极端明确的。影片着力批判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英国伪善的福利机构，讴歌了英国工人正直、坚毅、果敢、幽默、善良的珍贵品质。批判与讴歌的力度在影片结尾部分达到了最高潮，英国的超高票房正是观众与之共鸣的结果。

肯•洛奇虽然信奉德•西卡，但因为早年剧场出身的缘故，他的剧本远远比德•西卡戏剧化。肯•洛奇对于德•西卡的参考，其实更多的是在于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在于强调自然主义的表演方式。

德•西卡式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些时候不存在以因果链来结构化剧情的状况。行为与行为之间的先后关系，常常只是因为此行为在时间上先于彼行为，而并非此行为导致了彼行为。《风烛泪》中著名的女仆煮咖啡那场戏，一直被影评人拿来作例子。这场戏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场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戏，煮咖啡只是煮咖啡，没有意义、没有隐喻、没有预示，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在肯•洛奇的电影中，不存在这样的戏，他电影中的每场戏都是精心的戏剧化设计。

《我是布莱克》的剧情链条算得上是环环相扣，整体的戏剧框架不存在任何一场“无用”的废戏，而影片贯彻戏剧性原则最明显的一点是极端刻意设置的对抗主体之间的巨大反差。男主角布莱克的形象与品质，越是正面、越是完美无缺，福利机构的作为越是无情无理、越是负面，观众对于恶与善的感受强度、移情作用便越是大，影片对于观众情绪的煽动也越是成功。而这一切都是肯•洛奇预设的目的。

我们可以再具体审视一下影片的剧情大框架，也即是布莱克所面对的踢皮球式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情和人物都是创作者虚构的（编剧Paul Laverty是人权律师出身，早年有着极为丰富的维权斗争经验，这肯定影响到了剧本的走向）。身为主角的布莱克的心脏有严重问题，无法工作，因此需要申请因残疾无法工作的救济。但是福利机构聘用的所谓医保专业人员以近乎荒诞的方式认定布莱克不达标，不具备认领的资格。于是布莱克只能申请复议。但复议需要时间。于是申请失业救济，但领取失业救济的前提是必须找工作。而布莱克即便找到了工作也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工作。面对这个困境他最终放弃了申请失业救济。而就在看到申领残疾救济金曙光之时，布莱克心脏病发，不幸去世。这个踢皮球式的困境的根源来自第一次的残疾认证。

影片开场第一场戏就是这场认证。过程非常荒诞。屏幕为黑屏，画外音对白交替出现，是一个提问-回答的过程。作为医保专业人员的回答，予人高度机械化的机器人感。而直到这场戏结束，医保人员的形象都没有出现。这好像真的类似一种人工智能的存在。这场戏耐人寻味之处是，虽然提问者犹如人工智能，但布莱克明显是被刁难了。医保专业人员离题万千的提问，故意摧毁了布莱克的认证过程。换言之，布莱克并非是被严格设计的程序化、机制化、科层化的福利系统所害，而是福利系统根本就不想给予布莱克这样的患难者任何救助。在肯•洛奇的理解来看，新自由主义霸权之处便是认为布莱克这样的人就是懒汉，“自由竞争”的社会不容许这样的有生存空间。我们在此无意也无需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利弊，关键在于肯•洛奇预设了这样一种戕害存在，于是要让观众最深切地感受到，并且予以高度负面化的批判。剧作于是便呈现为这样一种主动灌输-被动接受的模式，这种模式便是宣传片的模式。

肯•洛奇为了强化这种迫害性，还特别设置了两个配角。布莱克的邻居，黑人小哥，走私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作为工人的酬劳低到已经无法苟活的程度。单身母亲发凯蒂，甚至在恶劣的福利制度的逼迫下，做了妓女（福利制度居然逼良为娼！）。

影片的高潮是布莱克的葬礼，凯蒂读出了布莱克的一封自我证明的信，一封对英国福利制度终极的批判之信。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本来是拍出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罗西里尼，但德•西卡拍出《偷自行车的人》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德•西卡取代罗西里尼，成为了新现实主义的全权代言人。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的《偷自行车的人》更容易为广大观众接受的美学系统以及因之产生的世界级影响力度，另一方面是罗西里尼创作风格的改变。《罗马，不设防的城市》里类似纳粹军官脸谱式的塑造方式，让罗西里尼耿耿于怀（他当时还没有对影片全权的控制能力），他以后甚至认为自己真正的处女作是《游击队》。

法国著名影评人Amédée Ayfre对罗西里尼战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德意志零年》有着很精彩的评价，这个评价非常有参考价值。Ayfre认为这部电影不存在表演。小孩完全不是在演。“我们无法说他演得好还是差；他超越了这一点。我们也无法说他值得同情还是令人反感；他只是活着，摄影机观察着他。我们也无法判断他杀死父亲后内心是什么感受（遗憾？悔恨？绝望？）。小孩就这么整个地存在着。”Ayfre认为罗西里尼给我们的是一种“整体性的人的态度。”在他看来，实际上，连罗西里尼也不知道小孩为何自杀，小孩并不属于罗西里尼。对此，阿巴斯有着更精妙的表达版本，“我什么也没做，可是如果我不存在，这部电影也将不存在。”

关于现实、新现实主义，罗西里尼反复强调的都是道德问题，“不存在捕捉真相的技术”，他理解的道德，是“要去理解个体，以更多的好奇之心理解个体，不仅仅是个体的表面，更是个体灵魂最微妙的面向！”

对肯•洛奇来说，不存在个体灵魂的复杂暧昧维度，个体与现实早被他以单线条的笔触灌输给观众，一切只待接受即可。

（已刊于“虹膜公众号“邪论专栏）

我不是委托人，也不是顾客，或是雇主。

我不是懒人或者骗子，也不是乞丐或者小偷。

我不是保险编号的数字，更不是画面中的点。

我没有卑躬屈膝，邻居有难我会帮助他们。

我没有向慈善机构乞求，又或者甚至我压根没有期待过。

我，丹尼尔 布莱克，不是一条狗，是一个人！

因此我要求夺回属于我自己的权利，要求得到对人的尊重。

我，丹尼尔 布莱克，是一个公民，既不在那之上，也不在那之下。

上午九点的葬礼

看完《我是布莱克》，想到的是马尔克斯的中篇《没有人给他写信上校》。同样两个老人，担忧着面包不足，又坚守着尊严。

然而平面的印刷对我的冲击，小于这picture。《上校》中都是上校妻子扮演着愁苦，上校甚至还是乐天的，面对迟迟未来的救济金，他只是等待着，心思清明。

可是Dan,妻子离去，独自生活。第一次申请津贴，甚至不会用电脑。

看着他一次次地在电脑屏幕前填申请表，又一次次地失败未果。

一个让人心疼的角色，却又强硬地拒绝别人保护。甚至保护起了别人，遇见了单身母亲Rachel和她的两个孩子。为她们发声，陪着她们去获得一些低微的生活补助，担心她们的生活，阻拦着Rachel做轻贱自己的事。

I DANIEL BLACK

后来，Rachel的女儿Dasiy送来她们的食物，Rachel陪着Dan去申诉。可是Dan在空荡的房间里不出门。终于，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世界上还有很多穷人。这是看这部电影时的第一念。

以善恶区分，以妍媸区分，都远不如以贫富区分来得那么无助。

哀鸿遍野，卖炭翁，狄更斯的钢笔......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这个世界都存在着这些人群，边缘地，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欧亨利著名的一篇，一个男人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果腹，为了蔽体，为了一片屋顶，费尽心思犯罪，好住进监狱这个有保障的屋子。如果真的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我可能真的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就好像Rachel,知道女儿鞋底脱胶，知道女儿在学校被看低、被嘲笑，而做出一样无可奈何的决定。

难以想象为了生活下去，很多人要经历何种程度的绝望，做出哪些无助的决定。站不到他们的立场，无法体会他们的艰涩。

电影中一个问题阐明现实的真相:

“椰子和鲨鱼，哪个杀的人更多？”

“是椰子。”

世界在向前走，大多数人已经不必担忧地生活着，只用偶尔担心一下鲨鱼，不必为面包发愁。还可以去尝试各种享受，甚至享受着生活。可是，还有人，为了温饱而艰难地寻觅着，可能没有目标地寻觅。真是一个残忍的世界啊，就像我问我自己，要不要尝试这种生活，答案必然是坚定的拒绝。甚至束手无策，只能观望着，像动物园笼外的游客，永远无法体会笼中兽的心情。最可悲的是，我可以看一摞摞的书，关于贫穷；看一部部电影，类似布莱克的生活。却只能了解，难过着，写着一些感受，什么也做不了。

真难过啊，什么都做不了。电影之外的我们，竟然也变成了无助的人，希望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就像希望无法为他们改变什么一样。

2017.02.22 傍晚

提问：鲨鱼和椰子，谁杀的人更多？

回答：椰子。

这是《我是布莱克》一片中的一个问题。

在知乎上存在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北京有穷人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我相信不是他没有看到穷人，而是他看到的穷人并不是他认为的穷人。他眼中的穷人，也许是电影中吃不饱穿不暖，衣衫褴褛的刻板印象，贫穷常常联系着过去，因为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一直是光鲜亮丽。而当一部电影真的毫无偏见地呈现“不可见的底层”时，我们却在拒绝这样的真诚。这就是影片《我是布莱克》在戛纳所遭遇的。

我很诚挚的向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致以敬意，当然，更深的敬意致以导演肯洛奇。

当我们在讨论戛纳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答案很简单，当然是电影，如果你在意的是红毯八卦，我也不介意。那当我们在谈论电影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电影是否真的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然不是，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形式，电影是集体创作， 商品的电影，确实最直观最直接地联系着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处境。可我们总在忽略这些，当我们以高尚的姿态维护“电影的艺术地位”之时，却选择性地无视他的社会诉求。当我们感恩戴德地高呼电影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角落时，却将这归功于导演的“艺术天才”，而不追究这样的天分从何而来。这就是《我是布莱克》在戛纳的遭遇。

电影的议题是关于“不可见的底层”，而这些“阅片无数”“品位不俗”的影评人，面对《我是布莱克》，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知乎提问者。曾经有个寓言叫做“何不食肉糜”？我想他们在问：你们为什么不颁奖给我们喜欢的电影？比如《托尼厄德曼》？（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戛纳一向不避讳政治，甚至直面政治，犹记得1968年五月，时至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在电影节举办期间，激进的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和特吕弗直接在台上抢过话筒高呼“外面正在革命，你们还在这里颁奖？”然后众人就走上街头“参与革命”了。而现如今，当肯洛奇在电影中践行“五月风暴”以来就在进行的“革命”时，影评人却直言陈旧？我们一直在强调实验创新，却总在说电影已死,‘这波导演不行’，以前的电影艺术是伟大的艺术。当我们为过去的价值取向欢呼流泪的时候，却无视以前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显现？这是何其吊诡的事实。

“我们丧失了今天我们怎样评价我们时代的文化艺术、我们时代的大师的思考。”（戴锦华）

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一系列的思想风暴之后，对于文学和艺术曾经坚实的价值评价标准，似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似乎我们的电影中只留下了视觉奇观和英雄叙事，或者更多一点，我们放弃了直面淋漓的鲜血，我们放弃了坚固的信念，我们庆幸并且安于小资情调，文艺气息，佛系叙事？这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症候，而我们都得了这种病。

肯洛奇不是，这位老人比你我更加敏感，更加坚定的面对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他是一个终其一生不妥协地与社会不公正斗争的战士，他的战斗性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撒切尔执政的两任期间完全拿不到一分钱拍电影。而撒切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通过政府紧缩政策和私有化来蚕食工人阶级血汗争得的微薄胜利，表面上说缩小政府规模来减少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 。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时，政府拨款解救银行家和大资本家，同时使失业和不稳定工作等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症状加剧发作，舆论上更不切实际地丑化领救济的人。结果是工人阶级力量被削弱，劳动者硬着头皮接受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时和更高的物价，财富则更集中到上层建筑中去。这就是布莱克所面对的英国社会。

肯洛奇从来就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因为他的影片从来不局限于讲述英国人的事，而是将目光投向全世界的底层和弱者。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是“我们是99%”，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百分之一的人并没有望向我们，而是我们还在望向百分之一的生活。

而伴随贫富分化的是信息障碍和技能淘汰问题，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就是“新”和“快”，我们面临有史以来第一个“老年人不是权威，而年轻人是”的时代，当我们习惯了电脑操作，已经忘记了电脑的普及仍然是我们的生命中一件从无到有的事情，我们太习惯于遗忘和适应，以至于忘记和遮蔽了我们不愿看到和无法看到的现实。那就是在我们苦苦追赶这个世界的时候，仍然有大量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弱病残”，完全没有追赶的能力，甚至，没有人给他追赶的机会。由此我想到一点，中国有1700万盲人，几乎所有的城市街道上都有盲道，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又能看到多少盲人呢？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看到的和想看的世界，以至于忽略了隐蔽的存在。

冷战终结后,现代社会快速倒退回19世纪末期的世界，重回垄断资本主义和世界的两极分化。这是一个”凡所有的，还叫他加倍拥有。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都要夺去“的时代，这是一个分配不均作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的时代。

“我不是客户不是顾客，也不是服务用户我不是懒人不是乞丐，更不是小偷我不是一串社保号码不是屏幕上的一段数据我按时纳税一分不少，我为此深感自豪我不向权贵卑躬屈膝诚心对待邻里尽我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我不接受，更不寻求施舍我的名字，是丹尼尔·布莱克，我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是街边乞怜的狗，我在此讨回，本属于我的权利并要求你们，以尊重之心待我我，丹尼尔·布莱克，是一个公民无所奢求，无可妥协。”

这是布莱克的宣言，也是肯洛奇的宣言。

影片的香港片名为《我，不低头》，当布莱克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被拒绝，他仍然强调“失去了自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没有低头，所谓自尊，我想就是“当我们没有说不的能力的时候，仍有说不的权力”。

叫做“希望”的东西，其实就是“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当布莱克一次次的重新开始的时候，现实和时间并没有给他机会。人类不具有抵抗时间的能力，电影可以。人类具有抵抗现实的能力，我们却常常放弃抵抗的机会，转而躲向电影的梦境。

“对于肯·洛奇的电影来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苦难的再现，不仅仅是迫使我们去正视社会中的苦难、苦难中的人群，正视那些在社会的五彩缤纷的大屏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逐渐彻底遮蔽的人群，重要的在于他始终表现着一种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再现苦难中的人的勇气和力量。”(戴锦华）

片中的小女孩说弟弟“别人从来不听他说话，他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听听肯洛奇的话 。